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的提出，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區域經濟協調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同時，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許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近日舉行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2017年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就城市群建設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著力打造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控制地方政府債務過快增長等問題發表了見解。

        中國的區域差異非常大。以往認為，區域差異大是問題，從辯證的角度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區域發展水平的落差往往可以增大發展的回旋空間，形成梯度推進和持續增長的動力。有些地區經濟增速下來了，另一些地區經濟增速上去了。回旋空間使得經濟增長周期能夠拉長。

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新常態背景下區域發展也出現了明顯變化。

        我們原來說區域差異是倒U曲線，基本的態勢是先擴大、后縮小。縮小了以后還會不會再擴大？從發達經濟體的經驗來看還會再擴大，特別是隨著高技術的發展和高端要素的聚集會帶來這種變化。

        再來看南北分化。2016年，經濟增速較慢的地方幾乎都在北方，經濟增速相對快的地方都在南方。原因在于，北方資源型省份居多，重化工產業居多。現在，受資源型產品價格大幅回落和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沖擊，部分資源型、重化工業主導的省份經濟增速明顯回落，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大幅下滑，產業調整重組面臨困難，債務負擔壓力沉重，養老金入不敷出，青壯年勞動力和高端人才也在流失。

        雖然部分地區遭遇了一定的困難和挑戰，但是機遇同樣巨大。

       首先值得關注的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帶來了國內各個區域在對外開放戰略中地位和作用的改變。原來許多閉塞的內陸省份，一下子變成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動搖了原有的“沿海——內陸，中心——外圍”格局，重塑了我國的區域經濟格局。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為中西部省份發展開放性經濟創造了條件。比如，渝新歐班列開通就明顯改變了重慶的區位和開放條件，使得資源整合和要素配置能力明顯提升。現在中歐班列累計量已經達到3000列，開通城市不斷增加，最遠到倫敦、歐洲還有馬德里。義烏的小商品都可以通過中歐班列到達馬德里。

區域發展的變化還體現在經濟空間集聚度的提高。

       生產要素的流動往往是向高等級城市集聚。因為，最好的大學、最好的醫院、最好的文化設施、最好的公共服務設施基本都在最高等級的城市。要素流動向高等級城市集中以后，就帶來了城市群的步伐加快，要素配置的集聚度越來越高。根據經濟學的解釋，城市群一定比不是城市群更有效。總體上看，特別是在中國人多地少的情況下是有利于提高效率。

       在各種生產要素中，市場化流動程度最高的是勞動力。勞動力一旦出現自由流動以后，經濟有活力的地方就成為勞動力凈流入的地方，反之則成為勞動力凈流出的地方。我們也做過城市統計分析，發現這些年勞動力凈流入的地方基本是大城市，特別是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大城市凈流入、中小城市凈流出，這也是一線城市房子供不應求，三四線城市庫存難下的重要原因。

       高速鐵路網也會改變城市的相對區位條件。有些原來不重要的城市，一旦處于這個路網的結點上，就會成為重要的交換中心。

       總的來看，現階段，城市群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它是現代工業的載體、市場的載體、信息平臺的載體。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下，它有利于適度規模經濟，規劃得好也有利于可持續發展。

       過去我們談論城市群的基本視角是看能否獲得更強的國際競爭力。高端要素的集聚能夠提高效率、信息共享，外部成本可以降低，有利于提升競爭力。從這個視角看，現在中國可以排到第一方陣的城市群是長三角。

       但是我們傳統意義上認識的長三角，無論是“1+14”也好，還是“1+15”也好，用現代的工具分析以后可以發現，基于人的流動以及相互之間關系的城市群，與用行政邊界去定義的城市群是不一樣的。它包含的范圍比我們想象得要大。城市群的分布形態用大數據分析的結果和規劃往往不完全吻合。

       按流動人口總量計算，流動量最大的是珠三角，其次是長三角，然后是成渝地區，再然后是京津冀，這和我們的傳統觀念并不一致。有關數據顯示，就人的分布形態和各城市群的人口密度來看，京津冀也不是在最前面，長三角的人口密度是最高的。每個城市群都有一個中心城市，中心度有多大，這個也可以用大數據來觀察，也會得出一些我們原來很難想象的結論。

       歸納起來，有三點：第一，我們的生產要素越來越集聚，在目前這個階段還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特別是現在的服務業和高端產業，大部分是以大城市群和城市群作為平臺和載體的，所以要高度重視大都市圈城市群。還要重新認識其中的規律，要用一些新的手段去認識它的成長規律、內在的空間規律。第二，逐步矯正這種優質資源按行政等級配置的體制，將一定的管理權限適當下放至中小城市，而不是一個城市獨大，這有利于城市群的發展。第三，由于高鐵網絡的快速發展以及人員的流動方式正在改變我們傳統的以行政單位為主的規劃理念，所以我們需要突破行政單位的框架，探索以城市群和大都市群為空間單元來做規劃，配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改善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