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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姚治國（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  

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背景下，中國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同期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既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的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創新取得的重大實踐成功。內外互動關聯、供需適配均衡、增長方式轉型是大國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循環則暢通、均衡則平穩、綠色則長遠。  

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之際，促進中國經濟發展行穩致遠，要牢牢把握“三個動態平衡”：經濟增長量速與質效動態平衡、市場供求關系動態平衡、“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動態平衡。“三個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方式、增長動能、增長路徑的內在統一，經濟增長方式轉型要求“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增長動能新舊轉換指向“需求牽引供給、供給適配需求”，新發展格局依賴經濟增長路徑“內外互動、循環暢通”。  

以內外雙循環動態平衡疏解全球價值鏈的堵點。從宏大歷史視野回望不同階段我國經濟的發展歷程，國內國際兩個經濟循環均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改革開放初期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外”，國內經濟循環依托國際經濟循環驅動，逐漸發揮我國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中低端制造業打開國際市場，培育了大量的中產階級消費者市場，國內經濟循環的價值比重不斷上升。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國內大循環的作用日益重要，經濟增長逐步轉向依靠創新和內需拉動。國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延伸，規模龐大的國內市場、不斷升級的消費結構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活力和優勢。  

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國際貿易和經濟格局產生重大調整。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實現經濟循環流轉和產業關聯暢通，解決各類經濟循環中的瓶頸問題，疏解全球價值鏈的堵點，增強我國經濟應對外界不確定性因素的抗風險能力。因此面對外部環境和內部國情的變化，有必要在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前提下，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提升經濟發展的自主性與韌性，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強頂層設計，夯實產業基礎，加大開放力度，全方位、多層次鍛造自主可控開放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化解“卡脖子”危機。  

進一步講，我國經濟具有超大規模市場的大國經濟屬性，突破國內大循環的堵點難點，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方面要依托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商品、要素、投資的聚集，形成新的國際合作與比較優勢，推動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現代化，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形成開放高效、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大市場，優化營商環境，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推動自主創新與擴大內需相互促進；另一方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并不是孤立、封閉、分割的小循環組合，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因此應充分發揮國內大循環的規模效應，通過更高水平的開放合作，深度參與國際分工，加強與世界的經濟聯系，吸引國際產業要素進入我國，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暢通上下游產業要素內在關聯，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動態均衡。  

以市場供需動態平衡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市場供給與需求不平衡、不匹配是經濟發展中一對長期矛盾，通常會產生經濟過熱或周期性萎縮的危害。供需平衡則形成有效供給增長，社會財富和經濟總量有序發展，供求失衡則產生無效供給性增長，出現產能過剩、庫存積壓、資源浪費等現象，經濟發展失速、失能甚至停滯倒退。  

新發展格局下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高度重視需求側管理，把解決結構性問題和解決總量問題結合起來，著力打通供需堵點和暢通循環，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滿足能力，扭住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在市場供需動態平衡中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政策導向上重點關注三點。一是多元需求牽引有效供給。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具有層次性和多元化特征，低層次需求滿足之后必將迎來更高層級的需求，這種生生不息的社會總需求遞進可以說是市場演化升級的不竭動力和源泉。根據消費者需求變化與規律，實現反向定制的供給模式，通過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升級，擴大有效供給，優化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適配度。二是高質量供給創造新需求。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經濟運行中供需脫節的結構性矛盾，提升經濟增長的能級與競爭力，轉換經濟發展的新舊動能，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經濟循環更多依托國內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存量資源配置，擴大優質增量供給，不斷讓新需求催生新供給，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形成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狀態。三是消費引擎釋放內需潛能。消費是最終需求，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我國已處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的經濟發展階段，14億人口的龐大消費群體規模，構成了當前我國經濟的重要特征。洞察消費趨勢、引領消費熱點、整治消費環境、疏通消費堵點，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能讓消費引擎進一步釋放內需潛能，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春節期間的假日經濟就是典型的例證，就地過年、居家購物、到家服務、近郊休閑等多層次、多樣化的品質型消費模式集中涌現，在激活潛在需求的同時也釋放了新需求，消費市場與消費行為呈現出提檔升級新趨勢，折射了國內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以量速與質效動態平衡助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全面綠色轉型。經濟增長的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經濟發展速度增長和規模擴張促進經濟數量上積累，成為經濟大國，而經濟大國轉向經濟強國需要質量和效益的顯著提升，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動能。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與規模，難以適應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不能滿足社會持續發展的總體需求。因此高質量發展必須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相應地，有質量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我國經濟在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后，片面追求速度和規模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把質量作為發展的核心，才能實現經濟又好又快地發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不能單純地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而是要追求效率更高、供給更有效、結構更高端、產業鏈更安全、更綠色可持續的增長。世界經濟發展規律顯示，經濟發展中量的積累到了一定階段必須及時轉向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也要順應并遵循這一規律。  

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階段，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增強，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經濟循環不暢問題突出。利用經濟增長量質平衡與速效平衡實現增長方式的綠色轉型有兩條主線，一是從舊動能轉向新動能，在經濟中高增長速度前提下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有機結合，強調經濟增長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彰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二是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秉承新發展理念，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確保經濟量增和質優、速度和效益的動態平衡，在質量和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經濟大國轉向經濟強國，為民族振興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