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鐵礦石談判的"大限"之日(6月30日)已過，中國與鐵礦石巨頭的長期協議鐵礦石價格談判依然無果。外界對于中國可能最終軟化立場，接受33%降幅的猜測日盛。不管結果如何，中國在鐵礦石談判中所處的被動局面仍然沒能改觀，甚至再次經由這次常規時限內無果的談判凸顯出來。 不少人把中方的不利局面歸咎于中國鋼鐵陣營的不統一、中國鋼鐵市場的回暖和現貨礦價格的上漲等。然而，從日本的例子看，掌握鐵礦石談判主動權，不僅是在談判期間做了多少工作，享有多少天時地利人和，而且還需要早作打算，比如建立一個良好的資源、生產和貿易體制。 2003年以后，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但最大的消費國并不等于最多的發言權。在有40余年歷史的鐵礦石基準價格體系中，日本一直占據著主動。與之相比，中國就被動很多。中國的鋼鐵企業遠沒有達到規模集中的地步，中國的貿易公司也沒有在鋼鐵企業成長前為之做好充分的準備。中國的鋼鐵企業、鐵礦石進口企業太多，這就免不了在與國外談判時，自己先亂了陣腳。 日本國內只有5家有冶煉廠的鋼鐵企業，負責進口鐵礦石的則主要是三井物產及伊藤忠商事兩家商社。日本的鋼鐵公司和商社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鋼鐵公司通過商社購買外國鐵礦石，商社幫助鋼鐵公司銷售工業產品。所以，鐵礦石貴了，在礦山擁有股權的商社就多賺一些，然后在銷售工業產品時讓利給鋼鐵企業；鐵礦石便宜了，鋼鐵公司多賺一些，商社負責工業產品銷售的時候也跟著能獲利。這就形成了一個讓日本企業旱澇保收的資源、生產、貿易體制。有了這樣的保障，也就不難理解日本輿論對于鐵礦石談判比中國輕松許多的態度。 日本鋼鐵企業的統一局面也是一步步建立起來的。在日本國內既有鐵礦石，又有焦炭的時候，日本的鋼鐵企業與中國目前的現狀差不多，企業數量多，生產規模小。戰后，日本國內資源被開采得差不多了。眾多鋼鐵廠家紛紛在沿海建廠，靠從外國進口鐵礦石、焦炭來煉鋼鐵，然后出口汽車、家電等工業產品來獲取附加值。上世紀70年代，日本形成了維持至今的5大鋼鐵企業體系。高度的壟斷讓日本鋼鐵企業能夠一致對外，使全日本的鋼鐵企業在原材料進口方面只有一個聲音。想動員輿論離間日本，非常不易。韓國只有浦項一家鋼鐵企業，處理問題比日本更容易。 四五十年前，投資礦山具有非常大的風險。東西方兩大陣營主要在各自陣營內部完成貿易交換，而西方的發展基本上已經走到了盡頭。石油、鐵礦、焦炭價格出現了回落，撇去礦山投資巨大、工人罷工不斷、尋找不到買家等因素不說，巴西、澳大利亞等運輸路途遙遠，選擇投資礦山，沒有冒險精神的企業是不敢做的。 日本企業很早就廣泛地去印度、澳大利亞等地尋找新資源。上世紀60年代，三井物產從海外采購鐵礦石，然后和國外簽訂長期合同，最后采取融資的方式投資了一部分礦山。雖然日本商社在礦山中所占的比例不高，通常沒有超過10%，但礦山的利益與日本商社的利益結合到了一起，讓日本企業能在鐵礦石談判中游刃有余。 在國際貿易往來中，光有經驗是不夠的，與對方結為利益共同體，才能獲取最大的主動。日本商社通過簽署長期貿易合同，保障了礦山投資的積極性和最終利益，也為本國鋼鐵企業提供了穩定的貨源。顯然，日本獲得鐵礦石定價主動權的兩大條件是國內鋼鐵企業在原材料進口方面形成統一的聲音；并與礦山達成利益共同體。 從目前來看，中國鋼鐵企業眾多，除了寶鋼、首鋼、武鋼等大型鋼鐵企業以外，中國還擁有為數眾多的中小民營鋼企。大多數中小鋼企無權進出口鐵礦石，即便長期協議的談判有了結果，它們也只能購買高價現貨。利益訴求的不同造成了中國鋼企各自為戰的局面。而且，中國鋼企走出去的步伐遠遠落后于日本，海外找礦起步晚、收效不明顯。因此，日本獲得鐵礦石定價主動權的兩大條件，中國目前都不具備，又何以掌握世界鐵礦石談判中的話語權呢？看來只有對癥下藥，中國鋼企未來才有可能改變在鐵礦石談判中的被動地位。